于衍堂:敦煌之约
2006-12-6 13:54:00 来源： 点击：45
潍坊报业网讯 每晚，随着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电视剧《大敦煌》的热播，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以敦煌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包括榆林石窟，东、西千佛洞)，自公元四世纪开窟以来，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虽经历史的变迁，人为的破坏和风沙的侵蚀，莫高窟至今仍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堪称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好、石窟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宝库。
千百年来，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礼膜拜者。更有众多的艺术人才，渴望临摹东方古国壁画艺术的神韵。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很少有人较系统的临摹敦煌壁画的原貌。在世界风筝都山东潍坊，却有一位72岁的艺术家，在20年前，有幸三顾敦煌，临摹了大批敦煌壁画，并完好的保存至今......
面对一卷卷保存完好的、光彩四射的画卷，面对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确实让人的心灵得到一次彻底的净化，确实让人的神魂，游离了躯体，与动感极强的“飞天”一起，走进敦煌，走进尘封千年之久的艺术宝库……
（点击看原大）
初到莫高窟
1981年3月的一天，刚刚“平反”回校任职不久的于衍堂，接到学校的通知，说甘肃省委、省政府来了通知，要求学校派三名美术老师，前往北京，搞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设计装修工作。于是，于衍堂便与学校的另两名老师、其它单位的几位同志，一共七八个人，打点行装，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统一要求，人民大会堂各厅的装修设计，必须要突出各地的地方特色。甘肃省的领导，自然首先想到了敦煌莫高窟——在大会堂甘肃厅的墙壁上，绘制一幅莫高窟的壁画，不是很具有地方特色吗？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领导便安排于衍堂等相关同志，到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地考察学习，吸收优秀的传统艺术风格。
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一夜，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到达了甘肃的柳园。这时，正是4月，甘肃的天气还比较凉爽。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连家也没来得及回，接着又从柳园换乘长途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走了大约五六个小时的路程，在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的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大名鼎鼎的敦煌。
莫高窟，离着敦煌还有20多公里的路程。次日一早，匆匆扒拉过几口早饭。8点钟不到，于衍堂他们又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向此行的目的地莫高窟进发了。
戈壁，除了砂石，就是星星点点的骆驼草。
沿途，连一棵树都没有，更没有人烟。
车子，在戈壁滩上七拐八折地向东南方向行进。大约两个小时后，大伙终于看到在远远的天际，有那么一点点的绿意。司机示意说，离莫高窟不远了。
终于，绿色越来越浓，越来越近。
接着，在绿色的衬托下，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便见到了成片成片起伏的沙石丘陵，在漠漠的戈壁滩中，显得尤为壮观。
这时，众人激动起来，凭感觉，大伙儿知道：那就是莫高窟了。
可是，所有的人只是静静地看，没有人说出来。
司机回望了一眼沉醉的众人，神秘地说，前面就是莫高窟了。
车辆到达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座木制的大牌坊，上面工工整整的书写着“莫高窟”三个大字。
（点击看原大）
于衍堂被彻底征服了
带领于衍堂他们参观莫高窟的是时任敦煌文物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先生。
连绵起伏的沙石丘陵，大大小小的洞穴，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壁画，一尊尊形神具备的佛像……于衍堂，被眼前辉煌的艺术、灿烂的文化，彻底征服了。
“在看到莫高窟壁画的一刹那，我的心中，便澎湃起了一种勇气，一种骨气，一种责任感，便想把所有的敦煌壁画，丝毫不差的临摹下来。”于衍堂如是说。
这一次，于衍堂他们在莫高窟住了近3个月的时间。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于衍堂拿到了所有开启各个石窟大门的钥匙。也许是机缘，也许是使命感使然。一住下来，于衍堂便开始了对莫高窟壁画的临摹。
以下是于衍堂教授谈话的几个片断。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点什么。
“有的洞穴比较小，根本不能在里面站立。为了临摹顶端的壁画，需要躺在地下。我就找了两个学生帮忙，用手电筒照着洞顶，我斜卧在地上，一笔笔的勾勒。有时，临摹一张画需要很长的时间，累得全身酸痛，但就是舍不得停下手中的笔。直到两个电筒中的电池全部用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洞中。为了临摹‘鹿王本生’的壁画，就用去了我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
“从吃完早饭，我就带了午饭进洞。当时，午饭，就是馒头，菜，就是圆葱。我现在不吃圆葱，就是那时吃多了(笑)。进到洞里，一呆就是一天。”
“上午10点左右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段，光线比较好。为了临摹那些比较浅的洞穴内的壁画，我就借了几张反光板，放到洞门口，这样，洞中的光线就亮堂多了，我就抓紧中午四五个小时的这段时间作画。为了不耽误时间，午饭吃到四五点钟是经常的事。”
“由于壁画上的许多线条很细，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但有的已经剥落，再加上光线太暗的原因，辨别每一道线条、每一种色彩都非常的困难。特别是较大的洞穴，由于洞顶较高，需要站在凳子上，仔细地看，认真地辨别。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大多数时候，就是将一块木板，平放在地面上，将宣纸放在木板上，然后再在宣纸上勾勒出壁画的轮廓，并记清楚每一部分的颜色，晚上回到办公室后，一笔一划，认认真真的涂上颜料。第二天，再拿回洞中，对照着洞中的壁画，查找一下哪个地方与原画有异，修改一下。这样，一幅与原壁画几乎没有差别的临摹画，便诞生了。”
“晚上，说是休息，但从内心来讲，真的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净是壁画。一闭上眼睛，眼前便飘动着无数的“飞天”，便闪现出一个个洞窟中佛教的故事。”
“我经常患牙疼的毛病，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但为了多临摹会儿壁画，疼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赶紧找大夫给打上一针消炎止痛的药，然后赶紧跑回洞中，继续手头的工作......”
就这样，近三个月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100多幅敦煌壁画的摹品，也在这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在于衍堂的笔下诞生了。这时，由于工作需要，于衍堂必须得离开莫高窟了。
当于衍堂迈出相处了近三个月的洞窟时，当于衍堂走出那写着“莫高窟”三个字的木制牌坊时，他不断回望着这戈壁滩上的一切，不断的回望着这令他心神如痴的艺术宝库，他真的恋恋不舍。 随着客车的不断颠簸，于衍堂暗暗下定了决心：敦煌，下次我一定还要来！
以敦煌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包括榆林石窟，东、西千佛洞)，自公元四世纪开窟以来，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虽经历史的变迁，人为的破坏和风沙的侵蚀，莫高窟至今仍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堪称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好、石窟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宝库。
千百年来，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礼膜拜者。更有众多的艺术人才，渴望临摹东方古国壁画艺术的神韵。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很少有人较系统的临摹敦煌壁画的原貌。在世界风筝都山东潍坊，却有一位72岁的艺术家，在20年前，有幸三顾敦煌，临摹了大批敦煌壁画，并完好的保存至今......
面对一卷卷保存完好的、光彩四射的画卷，面对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确实让人的心灵得到一次彻底的净化，确实让人的神魂，游离了躯体，与动感极强的“飞天”一起，走进敦煌，走进尘封千年之久的艺术宝库……
于衍堂其人
画的临摹者，叫于衍堂。
他，1934年出生于山东省老潍县城的西门里。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时代，曾跟随父亲——著名国画家于希宁教授在济南、青岛学习美术。1953年到1958年，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学习，得到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等教授的严格教导，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和造型能力。 1959年，于衍堂被分配到了甘肃省群众艺术馆美术创作室工作。1962年，又调至西北师范大学任教。
1990年，于衍堂先生从西北师范大学回到潍坊，在潍坊艺术学校作艺术顾问，1994年正式退休。如今，于衍堂与女儿搞了一个画室，专门培训中小学生作画。 到甘肃工作，在冥冥中，便注定了于衍堂将会与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结缘。因为，他是搞美术的。
画的临摹者，叫于衍堂。
他，1934年出生于山东省老潍县城的西门里。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时代，曾跟随父亲——著名国画家于希宁教授在济南、青岛学习美术。1953年到1958年，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学习，得到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等教授的严格教导，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和造型能力。 1959年，于衍堂被分配到了甘肃省群众艺术馆美术创作室工作。1962年，又调至西北师范大学任教。
1990年，于衍堂先生从西北师范大学回到潍坊，在潍坊艺术学校作艺术顾问，1994年正式退休。如今，于衍堂与女儿搞了一个画室，专门培训中小学生作画。 到甘肃工作，在冥冥中，便注定了于衍堂将会与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结缘。因为，他是搞美术的。
（点击看原大）
初到莫高窟
1981年3月的一天，刚刚“平反”回校任职不久的于衍堂，接到学校的通知，说甘肃省委、省政府来了通知，要求学校派三名美术老师，前往北京，搞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设计装修工作。于是，于衍堂便与学校的另两名老师、其它单位的几位同志，一共七八个人，打点行装，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统一要求，人民大会堂各厅的装修设计，必须要突出各地的地方特色。甘肃省的领导，自然首先想到了敦煌莫高窟——在大会堂甘肃厅的墙壁上，绘制一幅莫高窟的壁画，不是很具有地方特色吗？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领导便安排于衍堂等相关同志，到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地考察学习，吸收优秀的传统艺术风格。
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一夜，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到达了甘肃的柳园。这时，正是4月，甘肃的天气还比较凉爽。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连家也没来得及回，接着又从柳园换乘长途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走了大约五六个小时的路程，在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的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大名鼎鼎的敦煌。
莫高窟，离着敦煌还有20多公里的路程。次日一早，匆匆扒拉过几口早饭。8点钟不到，于衍堂他们又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向此行的目的地莫高窟进发了。
戈壁，除了砂石，就是星星点点的骆驼草。
沿途，连一棵树都没有，更没有人烟。
车子，在戈壁滩上七拐八折地向东南方向行进。大约两个小时后，大伙终于看到在远远的天际，有那么一点点的绿意。司机示意说，离莫高窟不远了。
终于，绿色越来越浓，越来越近。
接着，在绿色的衬托下，于衍堂和他的同事们，便见到了成片成片起伏的沙石丘陵，在漠漠的戈壁滩中，显得尤为壮观。
这时，众人激动起来，凭感觉，大伙儿知道：那就是莫高窟了。
可是，所有的人只是静静地看，没有人说出来。
司机回望了一眼沉醉的众人，神秘地说，前面就是莫高窟了。
车辆到达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座木制的大牌坊，上面工工整整的书写着“莫高窟”三个大字。
（点击看原大）
于衍堂被彻底征服了
带领于衍堂他们参观莫高窟的是时任敦煌文物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先生。
连绵起伏的沙石丘陵，大大小小的洞穴，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壁画，一尊尊形神具备的佛像……于衍堂，被眼前辉煌的艺术、灿烂的文化，彻底征服了。
“在看到莫高窟壁画的一刹那，我的心中，便澎湃起了一种勇气，一种骨气，一种责任感，便想把所有的敦煌壁画，丝毫不差的临摹下来。”于衍堂如是说。
这一次，于衍堂他们在莫高窟住了近3个月的时间。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于衍堂拿到了所有开启各个石窟大门的钥匙。也许是机缘，也许是使命感使然。一住下来，于衍堂便开始了对莫高窟壁画的临摹。
以下是于衍堂教授谈话的几个片断。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点什么。
“有的洞穴比较小，根本不能在里面站立。为了临摹顶端的壁画，需要躺在地下。我就找了两个学生帮忙，用手电筒照着洞顶，我斜卧在地上，一笔笔的勾勒。有时，临摹一张画需要很长的时间，累得全身酸痛，但就是舍不得停下手中的笔。直到两个电筒中的电池全部用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洞中。为了临摹‘鹿王本生’的壁画，就用去了我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
“从吃完早饭，我就带了午饭进洞。当时，午饭，就是馒头，菜，就是圆葱。我现在不吃圆葱，就是那时吃多了(笑)。进到洞里，一呆就是一天。”
“上午10点左右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段，光线比较好。为了临摹那些比较浅的洞穴内的壁画，我就借了几张反光板，放到洞门口，这样，洞中的光线就亮堂多了，我就抓紧中午四五个小时的这段时间作画。为了不耽误时间，午饭吃到四五点钟是经常的事。”
“由于壁画上的许多线条很细，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但有的已经剥落，再加上光线太暗的原因，辨别每一道线条、每一种色彩都非常的困难。特别是较大的洞穴，由于洞顶较高，需要站在凳子上，仔细地看，认真地辨别。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大多数时候，就是将一块木板，平放在地面上，将宣纸放在木板上，然后再在宣纸上勾勒出壁画的轮廓，并记清楚每一部分的颜色，晚上回到办公室后，一笔一划，认认真真的涂上颜料。第二天，再拿回洞中，对照着洞中的壁画，查找一下哪个地方与原画有异，修改一下。这样，一幅与原壁画几乎没有差别的临摹画，便诞生了。”
“晚上，说是休息，但从内心来讲，真的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净是壁画。一闭上眼睛，眼前便飘动着无数的“飞天”，便闪现出一个个洞窟中佛教的故事。”
“我经常患牙疼的毛病，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但为了多临摹会儿壁画，疼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赶紧找大夫给打上一针消炎止痛的药，然后赶紧跑回洞中，继续手头的工作......”
就这样，近三个月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100多幅敦煌壁画的摹品，也在这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在于衍堂的笔下诞生了。这时，由于工作需要，于衍堂必须得离开莫高窟了。
当于衍堂迈出相处了近三个月的洞窟时，当于衍堂走出那写着“莫高窟”三个字的木制牌坊时，他不断回望着这戈壁滩上的一切，不断的回望着这令他心神如痴的艺术宝库，他真的恋恋不舍。 随着客车的不断颠簸，于衍堂暗暗下定了决心：敦煌，下次我一定还要来！
（点击看原大）
他与莫高窟有个约会
1981年7月，根据大家对甘肃厅壁画稿件的修改意见，有关部门决定：壁画的主创人员再赴敦煌，对照敦煌壁画，作第二次的修改。
这样，于衍堂又有机会来到了令他朝牵暮挂的敦煌莫高窟。
这一次，于衍堂总结了上次临摹壁画过程中的经验，自己带来了水壶、电筒、电池、笔、纸、颜料等必备物品。一到敦煌，他便一头扎进了洞窟。因为有了上一次临摹的经验，这次，于衍堂临摹得更快了。
“第一次临摹壁画，我仅仅是从绘画的角度去临摹，意识到了绘画色彩的艳丽、构图的合理、人物动作的优美和造型的漂亮......第二次临摹时，我切实感受到，莫高窟中的壁画，不仅仅是绘画，壁画中的乐器、山水、舞蹈、服饰、古建筑等都非常值得研究。”
于衍堂带着火一般的激情，在精心挑选的洞窟中，精心地临摹。正当于衍堂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北京来电催促：抓紧回京。在敦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于衍堂又完成了100多幅壁画的临摹。
他，又带着无限的眷恋，在一个朝阳初升的早上，一步一回头，离开了洒满了汗水的敦煌莫高窟。沿途，注视着车窗外戈壁滩上一簇簇一闪及逝的碧绿的骆驼草，于衍堂在心中默默的呼唤着：莫高窟，我还会来！
于衍堂的“运气”确实相当不错。1981年10月，带着“最后一次实地讨论、研究人民大会堂壁画设计方案”的任务，于衍堂又一次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又扎进了莫高窟的洞穴里。为了抓住这一次机会，于衍堂加快了作画的速度，有一部分画面，他只好搞白描、速写，其中包括一些佛像写生。短短的20天时间里，于衍堂又描下了50多幅壁画。
在以后的岁月里，300多幅敦煌壁画摹品，便成了于衍堂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们，随着于衍堂辗转东西，走过了20余年的里程。
他与莫高窟有个约会
1981年7月，根据大家对甘肃厅壁画稿件的修改意见，有关部门决定：壁画的主创人员再赴敦煌，对照敦煌壁画，作第二次的修改。
这样，于衍堂又有机会来到了令他朝牵暮挂的敦煌莫高窟。
这一次，于衍堂总结了上次临摹壁画过程中的经验，自己带来了水壶、电筒、电池、笔、纸、颜料等必备物品。一到敦煌，他便一头扎进了洞窟。因为有了上一次临摹的经验，这次，于衍堂临摹得更快了。
“第一次临摹壁画，我仅仅是从绘画的角度去临摹，意识到了绘画色彩的艳丽、构图的合理、人物动作的优美和造型的漂亮......第二次临摹时，我切实感受到，莫高窟中的壁画，不仅仅是绘画，壁画中的乐器、山水、舞蹈、服饰、古建筑等都非常值得研究。”
于衍堂带着火一般的激情，在精心挑选的洞窟中，精心地临摹。正当于衍堂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北京来电催促：抓紧回京。在敦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于衍堂又完成了100多幅壁画的临摹。
他，又带着无限的眷恋，在一个朝阳初升的早上，一步一回头，离开了洒满了汗水的敦煌莫高窟。沿途，注视着车窗外戈壁滩上一簇簇一闪及逝的碧绿的骆驼草，于衍堂在心中默默的呼唤着：莫高窟，我还会来！
于衍堂的“运气”确实相当不错。1981年10月，带着“最后一次实地讨论、研究人民大会堂壁画设计方案”的任务，于衍堂又一次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又扎进了莫高窟的洞穴里。为了抓住这一次机会，于衍堂加快了作画的速度，有一部分画面，他只好搞白描、速写，其中包括一些佛像写生。短短的20天时间里，于衍堂又描下了50多幅壁画。
在以后的岁月里，300多幅敦煌壁画摹品，便成了于衍堂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们，随着于衍堂辗转东西，走过了20余年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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